黃春生牧師
1987年7月15日，蔣經國政府宣布解除《臺灣地區戒嚴令》。自1949年5月20日起算，台灣歷經了長達38年56天的戒嚴統治，成為近代世界歷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的戒嚴體制之一。
許多人將1987年的解嚴視為台灣民主化的重要里程碑。然而，隨著歷史檔案逐漸開放與轉型正義研究持續推進，一個更深層、也更令人不安的問題逐漸浮現：如果戒嚴令本身的法律程序存在重大瑕疵，那麼建立在其上的整個白色恐怖體制、軍事審判、限制選舉，其合法性究竟建立在哪裡？
1949年5月19日，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陳誠宣布台灣進入戒嚴狀態，並於翌日正式實施《臺灣省戒嚴令》。
然而，依據當時《戒嚴法》第三條規定，若地方最高軍事長官因緊急狀況先行宣布臨時戒嚴，必須立即逐級呈報中央政府，並由總統依法提交立法院追認，方能完成法定程序。
問題在於：直到今天，仍未發現任何公開史料證明當年的《臺灣省戒嚴令》曾經完成立法院追認程序。
2010年，監察委員黃煌雄、葉耀鵬、劉興善等人公布歷時一年多調查完成的報告，明確指出當年的追認程序「無從考究」，因此其是否具備完整的形式法效，存在重大疑義。
1949年11月22日，中華民國政府宣布全中國戒嚴，更進一步將台灣納入範圍。然而，1947年《中華民國憲法》第39條明定：總統依法宣告戒嚴，但須經立法院追認。
問題再次出現。當時代總統李宗仁已離開中國並滯留美國，並未親自依法簽署並公告戒嚴命令。
監察院調查報告因此指出，若當時並未經國家元首依法宣告，則此一戒嚴命令可能欠缺必要的憲法程序，其法律效力自然產生根本性的疑問。
監察院報告最震撼之處，在於提出了一項幾乎撼動整個白色恐怖法理基礎的問題：如果戒嚴令本身因程序瑕疵而不具形式法效，那麼依附於戒嚴體制運作的軍事審判權，其法律基礎是否同樣存在問題？
這將牽涉到：
白色恐怖政治案件判決效力
財產沒收是否合法
政治受難者名譽回復
國家賠償與司法救濟
轉型正義中的平反與補償問題
因此，監察院特別指出，戒嚴時期依軍法判決而遭沒收之財產，「恐須重新審酌」。這不只是歷史問題，更是法治國家如何面對自身過去的重要考驗。
白色恐怖時期，獨裁統治者以「反共」、「動員戡亂」、「國家安全」等名義，長期限制人民基本權利。
言論自由受到壓制；出版審查無所不在；政黨組織被禁止；集會結社遭到限制；軍事法庭取代普通法院；秘密審判、刑求逼供、自白取證成為常態。
數十萬人遭監控，十四萬人遭政治偵辦，數千人被判刑，許多人失去自由、財產甚至生命。
於是許多學者開始以德國法學家卡爾．施密特（Carl Schmitt）所提出的概念，描述白色恐怖體制：這是一種以法律形式運作的「例外狀態」（state of exception）。即當權者以維護國家安全為名，透過戒嚴或緊急法令懸置憲法，使人民的「政治權利」被剝奪，淪為僅剩生存權的「赤裸生命」。
雖然，法律仍然存在，法院仍然存在，判決書仍然存在，公文仍然存在。然而法律不再保障自由，而成為壓迫人民、剝奪自由的工具。
1987年7月15日的解嚴，並不是民主突然從天而降。它是無數政治受難者、黨外運動人士、教會工作者、人權律師、雜誌工作者與普通人民長期承受壓迫後所換來的成果。
從《自由中國》雷震、《美麗島》事件、鄭南榕的自焚、林義雄家屬命案、陳文成博士血案，到無數名字未被記錄的受難者，台灣民主的每一步，都建立在民主前輩前撲後繼犧牲青春或生命所踏出的民主道路。
因此，紀念解嚴，不只是紀念一紙命令的廢止。
民主從來不是自然存在的
自由從來不是免費得到的
法治也從來不保證自己一定站在正義的一邊
當法律失去對人的尊嚴與自由的守護，法律便可能成為獨裁黨國暴力的邪惡工具。
1987年的解嚴，距今已將近四十年。然而歷史留給我們的問題仍然沒有消失：當治理當局以安全為名要求人民放棄自由時，我們願意退讓到哪裡？當法律被賦予無限擴張的權力時，誰來監督法律本身？當司法成為政治工具時，我們是否還有勇氣捍衛程序正義？
而最重要的是：當黨國暴力以法律之名運作時，法律究竟是在保障自由，還是在替壓迫提供正當性？或許，這正是1987年7月15日留給今日台灣最重要的民主功課。
1987年7月15日，台灣解嚴日：談違法的戒嚴令